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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川生妙莲民国佛教的巴蜀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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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之后,曾经在魏晋南北朝、隋唐时期兴盛一时。但是,自宋代理学兴起以后,佛教便失去了昔日的辉煌,逐渐呈现出衰败之象。鸦片战争以来,佛教的影响日益
佛教自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之后,曾经在魏晋南北朝、隋唐时期兴盛一时。但是,自宋代理学兴起以后,佛教便失去了昔日的辉煌,逐渐呈现出衰败之象。鸦片战争以来,佛教的影响日益衰退。盛极而衰,衰必复振。晚清时期,佛教出现了振兴的气象、复兴的势头。民国以来,佛教迎来了“兴盛之曙光”。①蒋维乔:《中国佛教史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,第289页。和全国的情形一样,地处中国内陆的四川,也在清季民国时期出现了佛教复兴的势头,迎来了佛教兴盛的曙光,并且有些方面甚至比全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,四川不仅仅是抗战的大后方,同时也是文化的大后方,而“四川佛教事业因此发展较快,实际上成为大后方佛教的中心”。②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:《四川省志·宗教志》,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86页。民国时期巴蜀佛教的复兴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:(1)专业性的教育机构的创建;(2)区域性的佛教社团的组建;(3)专门性的佛教报刊的创办;(4)佛教文化交流的进行;(5)人才的涌现与著述的宏富。以下试论之。
一、佛教院校的创建
1924年在成都文殊院开办的四川佛学院,是四川省最早成立的佛学院。嗣后,在四川汉族地区还办有空林佛学院(成都,1925年)、峨山佛学院(峨眉山,1926年)、昭觉佛学院(成都,1930年)、宝光佛学院(新都,1930年)、龟山书院(南充,1931年)、汉藏教理院(重庆,1932年)、地藏庵尼校(成都,1934年)、天台教理院(重庆,1934年)、支那内学院蜀院(重庆,1937年)、东方文教研究院(内江,1940年)、大觉佛学院(开县,1940年)、华西佛学院(什邡,1941年)、法王佛学院(合江,1941年)等数十处佛学院校。本文将重点介绍其中的四所佛教院校。
(一)四川佛学院
四川佛学院是四川省佛教会主办的全省性佛学院。筹办于1923年,开办于1924年,地址设在成都文殊院。由四川省佛教会会长圣钦(1869-1964)和各大寺院住持组成董事会,佛源(1853-1926)任首任院长(1925年由文殊院禅安任院长),昌圆为主讲兼监学,黄肃方任院护。课程以佛教教义为主,兼授语文、史地、科学常识等。学员由各寺院及各县佛教会申送,学制3年。
第一期招生30余人,1926年毕业。1927年开办第二期,招生60余人。至1928年,因学潮、经费等原因,被迫停办。1936年,昌圆在成都十方堂(原名武圣寺)恢复四川佛学院。恢复后的四川佛学院,聘昌圆为院长,广文任教务主任,招生40名。举办一学期后,改为专修净业的莲宗堂(1943年),四川佛学院至此宣告结束。
(二)汉藏教理院
全称“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”(以下简称“汉藏教理院”),创办于1932年,创办者是太虚法师(1889-1947)。汉藏教理院以“澹、宁、明、敏”为院训,旨在“培养佛学人材,沟通汉藏文化,联络汉藏感情,巩固西陲边防,保全中国领土”。①甘文峰:《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》,《四川文史资料集粹》第五卷,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96年,第456页。1932年8月20日,汉藏教理院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缙云寺创办,并正式开学。1936年7月,汉藏教理院呈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,正式立案。1950年底,汉藏教理院移交人民政府管理,汉藏教理院至此结束。
汉藏教理院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董事会。董事会公推刘文辉为名誉董事长,刘湘任名誉院长,聘请太虚法师任院长,何北衡任院护。在院长、院护以下设有教导处、训导委员会、事务处,后来又增设了编译处和刻经处。教务主任为满智法师,后为遍能法师(1906-1997)、苇舫法师(1908-1969)。训导主任为法尊法师(后代理院长),总管院部日常工作。事务主任初为超一法师,后为密严法师。
汉藏教理院的教师多由上海、福建、康定和拉萨等省市的名寺中选派而来,多为有影响的著名法师,如法尊、观空、满度、严定、苇舫等。到抗战时期,全国各省的青年学僧、佛教各宗派较优秀的法师,都集中到这里,如法舫、印顺、雪松、尘空、本光等。佛教著名人士虚云、喜饶嘉措、格桑泽仁、王恩洋、黄忏华、难陀(印度)、蒲乐道(英国)等,均曾应邀至汉藏教理院作专题讲座或讲演。由于汉藏教理院师资力量强,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,学习和研究的风气非常浓厚,使人不由得联想到昔日玄奘留学印度时的那烂陀寺。②黄忏华(1890-1977)对汉藏教理院赞誉有加,认为“该院学风不亚于昔日唐玄奘留学印度之那烂陀寺”。参看杨耀健:《太虚大师与汉藏教理院》,《世界宗教文化》2006年第2期。
文章来源:《四川建材》 网址: http://www.scjczz.cn/qikandaodu/2021/0306/913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