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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川生妙莲民国佛教的巴蜀篇(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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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1、大勇及其留藏学法团 大勇在北京从白普仁学藏密之后，产生了入藏学密的念头。1924年9月，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“藏文学院”，作入藏学法的准备。
1、大勇及其留藏学法团
大勇在北京从白普仁学藏密之后，产生了入藏学密的念头。1924年9月，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“藏文学院”，作入藏学法的准备。1925年5月，大勇把藏文学院改组为“留藏学法团”，积极准备入藏。1925年6月，留藏学法团由北京出发，由大勇任团长。
留藏学法团以汉口、宜昌、重庆、嘉定（今乐山）、峨眉、成都、打箭炉（今康定）为途中大站，按站进行。1925年冬，经由四川进入西康。因西藏方面怀疑留藏学法团有政治目的，多方阻挠，不允入藏。留藏学法团在打箭炉停留下来，在当地寻师求法，依大格西洁尊者修学藏文经典。
1927年春季，大勇率领一部分团员继续前进（另外一部分仍留在打箭炉），拟赴拉萨求法。可惜的是，大勇等人行至藏边甘孜，复为守军所阻，不得已又在甘孜停留下来。大勇率领留藏学法团，依止札迦大喇嘛，穷研密宗，精进不懈，大勇因此而得札迦传以阿阇梨法位。
在甘孜期间，因经费困难，团员的生活极为艰苦。加之康藏苦寒，团员中有以气候不能适应，或水土不服而罹病及丧命者，已占十之二、三。到1929年间，健存者已不及20人。大勇亦以生活艰苦、积劳致疾，于1929年8月10日在甘孜札迦寺示寂，可谓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。
大勇率领留藏学法团进藏求法虽然壮志未酬，但他这一行动业已名垂青史。今人评价，“大勇组织留藏学法团进藏求法，是近代密教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，也是整个密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壮举，像这样有组织有计划的求法活动，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是少见的，它表现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与改革运动的勇气和精神”。①吕建福：《中国密教史》，第637－638页。
2、能海的学密与弘密
能海前后两次入藏。第一次入藏是在1928年。这一年6月，能海率永光、永轮、永严等前往拉萨朝圣。他们一路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经过100多天的艰难跋涉，终于从四川走到了拉萨，创造了川僧入藏的奇迹。为了向康萨仁波卿上师学习黄教密宗法则，能海“每日三次礼拜，每晨都用坛远道背水登楼，供上师用水烧茶。晴雨寒暑从无间断，并作清洁佛堂杂务”，②宗顺：《能海上师传》，油印本。转引自石世梁、克珠群佩：《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——能海法师》，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》1990年第2期。因此深得康萨仁波卿喜爱。能海所学显法，以《现证庄严论》为主，结合般若五会，兼及入中论、俱舍、戒律、因明以及各派注疏宗要；所学密法，则是以文殊大威德仪轨为主的四部宗法及灌顶、开光等。能海在康萨仁波卿身边听他讲法5年，终于大彻大悟。1932年，康萨仁波卿为能海灌顶开光，将西藏黄教始祖宗喀巴大师28代传人之殊荣传于能海。能海是汉藏佛学史上第一个获此最高学位的汉族高僧。除最高学位外，能海又取得黄教密宗经书120部。此后，能海又前往尼泊尔、印度朝圣，并于1932年底回到四川。③参看徐伯荣：《爱国高僧能海法师》，《四川统一战线》1999年第11期。
能海第二次入藏是在1940年。这一年，康萨格西准备到内地弘法，能海决定亲自前往迎请老师。不巧的是，康萨格西染疾不能成行，将其衣钵法器和许多珍贵经典全部交给能海，嘱咐能海回内地后弘传其法。这表明康萨格西已经指定能海为继承其法统的承传弟子了，故能海法师又有“汉地藏传密宗初祖”的称誉，在内地佛教界的威望日隆。
能海学成返回内地之后，相继在上海、太原、北京等地广为弘传藏语系佛教。抗战爆发后返川，在成都近慈寺创建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。抗战胜利之时，能海法师已经先后在成都近慈寺、重庆真武山、绵竹云雾山、峨眉慈圣庵、五台山清凉桥、上海金刚道场等六处建立了密宗道场。
1945年，能海创建了近慈寺译经院。译经院的建立，目的在于培养精通藏文和各国文字的佛学人才，将汉藏佛教经论互译刊印，以补对方所缺。译经院还拟将汉藏佛典译成外文推向世界，将各国佛教论著译为汉文以供参考，从而促进国际间的佛学交流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能海法师及其弟子共译出藏文经论50余部，刻印显密经论80余部。能海法师创办的近慈寺译经院，也成为汉藏僧众增加接触的重要渠道之一。④参看杨俊：《能海法师与四川佛教之发展》，《成都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5期。能海法师弘扬佛法40余年，影响遍及海内外。
在此，附带说一下慈青，⑤慈青（1912－1978），俗名杜兆其，别名杜白，号宗睿，四川成都人。因为他也有汉藏交流的经历。慈青早年在成都莲花庵出家为僧，后入成都昭觉寺佛学院学习。慈青曾由能海举荐，赴拉萨从康萨仁波卿学习六年，又于1940年赴印度参拜释迦牟尼圣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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