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四川在清朝治理西藏中的地(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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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一是在西藏驻军离不开四川至西藏沿线的军台供应。康熙末年清军统一西藏后，“自打箭炉至拉里，曾将四川绿旗、土司番兵，共留三千五百余名，挽运粮

一是在西藏驻军离不开四川至西藏沿线的军台供应。康熙末年清军统一西藏后，“自打箭炉至拉里，曾将四川绿旗、土司番兵，共留三千五百余名，挽运粮饷……自打箭炉至拉里，设有六十六站，不可无兵防守……”[79]四川至西藏军台是清军经略西藏的依托。四川入藏台站之设，在确保西藏局势稳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，故乾隆十四年四川总督策楞提到：“西藏原驻兵五百名，自炉至藏，复层次设立台站，虽以数而论，兵止五百，然数年来安静无事未始不赖乎此。”[80]

二是清朝的驿站系统通过四川连接至西藏。乾隆初期，漠西蒙古使者由青海入藏，清廷同西藏联络和掌控漠西蒙古使者动态时，需绕经四川联络，原因便是当时青海至西藏沿线未设台站，“凡奏折传事，俱从四川驰递。”[81]乾隆五十六年，清军反击廓尔喀第二次侵略西藏时，四川总督孙士毅上奏提到：“省城由打箭炉出口，直至藏中，业照上届所定安设台站、马匹，其自广元入境至省城锦官驿出省，均为文报往来必经之地。”[82]彼时，四川是清朝联络西藏的中转站。道光二十九年，清朝颁给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诏书以及赏赐物件，亦“由驿递交四川总督，转赍至藏”[83]。

也因此，清朝努力维持四川入藏通道。一是派遣专员管理入藏台站。如乾隆四十一年，清廷规定驻防打箭炉、里塘、巴塘、拉里、察木多、西藏六处台站人员，从四川选派，三年一换，以制度化的规定保障台站运转。二是维修和升级交通设施。中渡河为清代四川通藏必经之处，雍正时清廷规定：“中渡河渡船，乃通西藏要津，定限三年更造”[84]，以确保渡船安全可靠。清末赵尔巽任四川总督时，认为要进一步便利四川同西藏的交通，则必须修车路，提到：“兴修成炉一路，尤不可缓，见拟派员逐段勘修，其路幅仿边藏办法，以宽一丈五尺、能容牛车两辆往来为度。”[85]宣统二年，赵尔巽计划在中渡地方邀请洋商修建新式桥梁，原因便是“中渡地方为打箭炉通边藏要道……非建桥不足以资便利。现与比商订立合同，造洋式钢桥一座”[86]。三是努力维持沿途治安。如到光绪八年，三岩番人“频年拦抢行商……杀毙引马人夫……岩番为患巴塘，已历百有余年，伤人无数……所有剿办岩巢，现已就抚”[87]。四是宣统元年清廷曾筹设通藏电线，即是为了进一步便利四川和西藏之间的沟通联系。

（二）四川与西藏地区的朝贡管理

达赖和班禅的入京贡道分为南北两线，北线经青海丹噶尔、西宁，南线经由四川。清前期，贡道多走北线，即“间年遣使进贡，贡道由西宁至京”[88]，但清末同治朝西北动乱之后，贡道改经四川，即“前后藏年班贡道旧例，本由北路西宁进京，同治年间，因陕甘办理军务，改由南路取道四川”[89]。朝贡有助于密切中央和藩部的联系，而四川则成为清朝管理涉藏朝贡的依托。

一是四川地区有护送西藏使者进京的职责。由西宁进京的贡道，靠近四川管辖的果洛克番族地区，西藏使者不时遭遇夹坝，甚至贡使被杀伤。如道光十四年，西藏贡使被果洛克番贼抢劫，陕甘总督杨遇春“飞咨四川省，在于被抢各该处，赶紧查拏严办，并严饬该驻防副将带领官兵，分投侦缉”[90]。此外，四川绿营还需护送西藏贡使进京，如咸丰二年，“四川靖远营游击占住、川北镇游击张延庆，护送前后藏喇嘛进京，经过山西介休县。”[91]

二是四川地区有查核和管理西藏贡使的职责。乾隆五十年清廷规定，“由四川来京、回藏者……应行令四川总督，饬经过之各塘汛官兵，不得滥行供应……倘中途不遵法度，滋扰地方，许护送之主事，会同地方官查办惩儆”[92]，四川文武官员需监督西藏贡使。光绪五年，清廷规定，“嗣后喇嘛来往，令各按箱包自备木牌，由院与四川总督派员查验”[93]，四川地方需查验贡使贡物。

三是四川有保障漠西蒙古使者入藏安全的职责。乾隆初年，漠西蒙古使者进藏熬茶，路经四川果洛克周边地区，因此清廷“密札松潘总兵潘绍周，令调集郭罗克番目，严切驾驭，俾约束番众，不许生事”[94]。

四是四川有管理廓尔喀朝觐使者的职责。乾隆五十七年，清朝击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后，福康安上奏提到廓尔喀的朝贡事宜：“廓尔喀震慑天威，倾心向化，自请五年一贡……一面飞咨四川总督，派差文武在打箭炉等候……再交川省所派文武护送赴京。”[95]四川地方需护送廓尔喀使者进京和返藏。

此外，四川地区还在直省人赴藏贸易上负有监管之责。乾隆十六年，四川总督策楞上奏提到：“现赴西藏贸易者，业由布政使给照，都统等查明造册……”[96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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